新《劳动合同法》不是一部反市场竞争的法律，我想，它的意义在于：一，提供一个多方充分博弈的新平台；二，超越温饱，认可人的更大价值 

　　百度一下新《劳动合同法》，能找到相关网页约2，660，000篇，显示出来是76个页面。我浏览了大约30个页面，发现在各种新闻、采访、评论、专题、博客中，有政府官员的声音、教授学者的声音、企业经理的声音、律师的声音、人力资源专家的声音、记者编辑的声音，惟独没有事件主角--劳动者、普通员工的声音！ 

　　尽管有许多利益团体为他们代言，但劳动者本身没有发出声音的平台，他们的声音常常被忽略--我认为这是讨论这个问题时不可忽略的基本事实。 

　　这个事实背后是什么？社科院人口所的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15岁－59岁劳动力人口为8.23亿，2010年为9.26亿。劳动力参与率约为95%，按国际可比口径为85%，比1990年代中期的美国高出14个百分点，比德国高出30个百分点。 

　　市场经济的理想状态，应该是各种利益相关者自由、平等地博弈，但是在我国，从一起步，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悬殊、工会力量的薄弱，就使市场处于一种典型的强资本弱劳工状态，劳动者无力参与市场博弈，基本处于被动状态，导致了缺乏合同保障、福利保障；必须承担超额的劳动时间或加班时间；经常遭遇拖欠、克扣和赖账不给工资的情况，甚至人身权利受到侵犯。 

　　用马斯洛理论来说，他们连第二个层面安全的需求都很难得到保证。当一些基本权利已经成为普世的认识，当中国日渐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和价值观体系中，我们很难继续容忍这种现状。 

　　许多年前，中国人曾经为了原子弹之梦勒紧裤腰带，今天，不应该再让中国人为了富强之梦勒紧公平的裤腰带。连续多年以两位数增速增长，中国效率令世界惊叹，但已经是时候在我们的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中引进新指标：公平、和谐。 

　　新《劳动合同法》不是一部反市场竞争的法律，我想，它的意义在于：一，提供一个多方充分博弈的新平台；二，超越温饱，认可人的更大价值。 

　　学习曲线 

　　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会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张五常教授通常从要素价格和制度安排两方面来把握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因。视张五常亦师亦友的周其仁教授则归结为三点：一，要素价格；二，制度安排；三，学习曲线。 

　　新《劳动合同法》会抬高劳动力要素价格，减弱中国目前的一部分竞争优势。事实上，随着经济发展，社会整体财富增加，劳动力与土地要素价格上升是大势所趋，新《劳动合同法》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而在制度安排上，不会因为新《劳动合同法》有大的改变。在周其仁教授尤其强调的学习曲线上，我相信，反而会因此更加激发企业和劳动者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变革和创新意识。 

　　以住宅开发和建筑行业来看，在过去，这个行业长期处于劳动力过剩状态，建筑工人待遇低，工资被拖欠的问题十分严重。根据建设部粗略统计，仅2004年－2006年拖欠额就高达166亿元。在市场旺盛、行业向好时期，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一旦行业放缓发展速度，矛盾将变得尖锐起来。 

　　另外，劳动力市场整体供大于求的同时，一些行业和地区已经出现劳动力短缺。过去一年，许多大城市建筑工人不足，同时工资上涨10%-30%不等。万科物业招聘保安，必须远赴新疆，招聘成本和工资补贴提高。 

　　从长远趋势看，建筑工人、设计师、工程师、管理人员的劳动力成本都会上升，同时，企业在福利和培训方面的投入也会增长。在低效率的传统建筑、经营模式下，这将大大增加企业的时间成本。同时，企业要面对客户越来越苛刻的质量要求，还要面对环保节能方面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将使得传统模式无法持续。或早或迟，我们将不得不转向提高学习曲线--学习欧美和日本的住宅工厂化、产业化。 

　　上海新里程，万科第一个采用工厂化技术的项目数据显示，比较传统建筑方式，现场工人减少60%，降低人力成本的同时，施工周期从平均300天减到220天，大大降低时间成本--当然，这仅仅是住宅产业化诸多优势中的一些点，而且是万科刚刚起步达到的水平。 

　　我相信，推动住宅产业化变革，实现产业升级，这是住宅开发行业和建筑行业的必然选择。 

　　经济视角和政府视角 

　　对新《劳动合同法》，经济学家中以不同意见居多。张五常教授撰文认为，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的伟大改革，很可能会因为新劳动法的推出而休止。 

　　张教授是我十分尊敬的学者，多年来坚持为中国经济鼓与呼。他的不同意见，并不是要阻止劳动者的福利增长，相反的，他是站在维护市场经济的立场，认为新劳动法可能有损市场效率，从而降低劳动者的福利。 

　　怎么看待这种分歧？我个人觉得，经济学家和政府都在为劳动者代言，只是他们的职责和视角不同。哈耶克说，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对现象进行事后解读，还要影响大众；政治家则决定各种可能性中哪个更可行，以及什么时候实施。 

　　因为这种差异，经济学家的观点往往单一、简洁、逻辑清晰；而政府的选择往往多元、复杂、模糊化。经济学家追求终极的合理性，政府则必须兼顾长远和眼前，进行平衡和妥协。 

　　新《劳动合同法》大方向没问题，实施时机是否合适？会不会过于超前？我借用周其仁教授的一句话来作判断：政府抉择，往往在比较顺利的时候放慢步伐，在比较困难的时候加快步伐。 

　　放慢步伐，这也是我最近的一个感悟。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社会一直处于高速发展变化之中，经济成果令世界侧目，但是人文精神层面的进步相对滞后，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容也有所欠缺。有了成果，但是缺少分享成果的喜悦。我迫切感觉到，为了可持续，我们需要学会自我控制，慢下来，让公平跟上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