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某高科技企业一位人事经理因求爱不成，强行拥抱、亲吻一名女员工，并卡住受害人颈部致其软组织受伤。近期，该人事经理因强制猥亵妇女罪被法院判处拘役5个月。（7月15日《成都商报》）

　　有关媒体报道该案件时，声称这是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对“性骚扰”立法之后的第一起因性骚扰而获罪的刑案。但在笔者看来，此案虽由性骚扰始，归根结底是法院所认定的“猥亵犯罪”，而不是一般性质的性骚扰。尽管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后，将“性骚扰”首次写入中国法律，曾赢得坊间一片欢呼。不过其后的历史却证明，“性骚扰”诉讼依然寥寥无几，“不敢打”、“打不赢”的困境未见改变。

　　反性骚扰的执法效应之所以乏善可陈，根源还在制度设计。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仅有两条针对性骚扰的简单法条，并未解决性骚扰如何界定、取证、量化法律责任等一系列实质问题。而过于粗线条的法律制度设计，更多地起到了表面“震慑”作用，却很难游刃于司法实践。

　　因此，需要在更多的相关法律中为“性骚扰”量身定做法律责任。比如，为了遏制职场性骚扰，有必要借鉴法制发达国家的做法，在劳动法中增加雇主责任，要求雇主为员工提供不受骚扰的正常工作环境，在企业内部建立起包括投诉程序、投诉受理机构等在内的反性骚扰机制。如此，性骚扰更容易在庭外解决，也符合我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作者为北京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