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次贷危机的蝴蝶效应，中国中小企业受制于体制及经济束缚的举步唯艰，不仅让诸多经济领域和产业部门艰难图存，民生压力也正变得前所未有的峻急。正是“裁员潮”中无数的民生困境和集体焦虑，对30年来迅猛发展的中国构成了全新的挑战，尤其体现在法律层面。

　　仅仅是一家合俊，就让近7000人丧失了饭碗，6.7万中小企倒闭究竟导致多少人失业，目前是一个难以估量的数据。尤其是当下诸多产业收紧、裁员跟进的关键时刻，寻找另一份工作殊为不易。“市场失灵”症结已然显现，庞大新增失业群体与旧有待岗人群交织在一起，更容易出现衣食无着的群体性焦灼。如何在这个艰难时节树立起现代政府的公共形象、奠定现代政府明晰而负责的行政伦理，以及依法保障民众权益，就成为一个无论回避的现实命题。

　　“裁员潮”的狂风骤雨中，舆论容易将焦点关注于最紧要的“危机公关”——工厂倒闭，那些拖欠的工人工资是否能足额发放？受到牵连的供应商货款何以回收？金融证券业、 IT业裁员，牵涉人数究竟有多少，相关补偿金是否到位？可是，对于在某家企业默默奉献多年的老员工，一点点补偿金就足以弥补其巨大损失么？而于广大外来工来说，除了看得见的经济补偿，之前缺失的“四险一金”欠账谁来偿还？ 夫妻双双在同一家企业打工，又同时被裁，未来一家老小何以支撑……

　　劳动合同法已于今年7月颁布，但之前发生了“华为事件”引发“钻法律漏洞”的广泛争议，随后各地又根据实际状况出台一系列补充实施细则。劳动合同法的理论框架初具雏形。而在“裁员潮”中，劳动合同法的显示公信力正经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检验——被裁员工渴望通过劳动合同法保障自我权益，在与企业的最后博奕中不致丧失话语权；社会各界期待执法部门主动以劳动合同法为监管路径，对裁员潮中所发生的违法现象予以查处，从而维系法律尊严与制度效力。

　　与国外相对成熟的裁员应对体系不同，许多国家至少对处于弱势位置的员工有三层保护伞：多年积累的工会自治，构成了对会员强有力的组织性保护；人手一份的劳动合同，详尽规定了员工应享权利的保障细节；畅通便捷的司法等制度救济渠道，提供给员工低成本维权的完备手段；而以上三点，目前在中国土壤中尚未巍然成型。在此情势下，政府对于公众经济权利和基本民生的保障，对市场进行监管、避免特殊利益集团垄断游戏规则就尤为重要。

　　如果说，养老、医疗保障、廉租房保障、失业救济等在内的全民社会保障体系，是政府对公众基本生活及发展的日常托底。那么，在裁员潮等特殊时刻的公共决策及执法行动，避免劳资双方不对等谈判下的权益底线沦丧，则是政府对公众基本权利及公共价值的民权保障，更是对法治社会人人得以避免成为“法律的无关者”的基石打造。相关职能部门尽快运用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武器，以发和社会长远利益的清晰思路与果决执法，促使民众权益保障环境的良性优化，已经迫在眉睫，更是众望所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