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数据反映出目前总体就业情况基本稳定。在汶川地震骤然增加就业压力，以及外部环境恶化导致企业困境的情况下，这一就业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前各级政府落实的积极就业政策与建设的就业服务体系。

    居安自当思危。事实上，伴随形势变迁，目前基本稳定的就业情况已经埋下不利的因子，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前三季度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人员936万人的重要基础在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9%，但在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幅度已经连续五个季度出现下滑，刚刚过去的第三季度经济增幅仅为9%，明显低于前两季度的10.6%和10.1%。基于这种状况,我们有理由担心,如果经济形势进一步趋冷,与之高度正相关的就业形势会否随之相应恶化。

    按照一般规律，经济形势趋冷时期，就业形势与之相关的敏感程度往往高于经济形势趋暖时期。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来自两个原因：其一，中小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大大低于大型企业，这一点反映在当下经济形势中的情况是，仅今年上半年，全国就有6.7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倒闭，德意志银行一份调查报告预测，今年年内，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可能会有两成中小型出口企业倒闭；其二，中小企业劳动密集程度高，单位投资创造的就业机会显著多于大型企业，这一点反映在中国的情况是，目前约有75%的已就业岗位和90%的新增就业岗位来自中小企业。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就业市场显而易见的二元结构部分掩盖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主要是因为，农民拥有土地保障而被认为不再具有失业现象，中国通行的“城镇失业”概念也往往仅适用于城镇非农户口劳动力，此认识上的偏差很容易造成大量拥挤在中低端行业、人数已经占到企业员工总数近60%的农民工的失业问题被低估，甚至被忽略。

    为了提高经济运行的自主性、持续性，中国政府长期坚持提振内需之国策，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最终消费对于GDP增长的贡献率尚未突破40%，这种愿景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固然可以找出多方面的成因，但其中至为重要的一点原因是，即使是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中国每年的就业缺口依然高达千万人以上，这一严酷的制约近乎必然地构成了城乡居民福利增长的显著障碍。

    经济学家胡鞍钢认为，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失业问题带来的挑战。基于这种判断，加之国内外经济形势日趋复杂和多变，中国当在确保经济平稳发展过程中加快完成就业优先的思路转换与政策调整。

    具体来说，就是要在一系列战略选择中充分考虑到促进就业的重要性，主要包括：一，既要鼓励企业做大做强，更要重视中小企业的创立和发展，形成做多做小的双重格局；二，既要增加投入、扶持“三农”，更要着力推进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三，既要推动产业升级、技术进步，更要考虑技术之于劳动的替代作用，积极发展适度以及中间技术产业群落；四，既要努力扩大内部需求，更要发挥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外部市场发掘国内劳动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