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民工紧缺现象在2002年被报道，2004年被称作“民工荒”年。对于“民工荒”产生的原因：一种看法认为是因为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生存环境太恶劣了，另一种看法认为扶持农村的政策(包括农村费改税、减免农业税)出台以后有许多人选择回家务农。还有一种，认为农村劳动力总量上不够了，供不应求了。与总量说相对应的称作结构说。其中一种说法是年龄结构说，认为不是所有劳动力紧缺，而是25岁以下或29岁以下的劳动力不够了。而关于结构方面的解释认为，从地区的结构来看，劳动力外出的比重在地区之间是有差异的。

    实证分析“总量说”

    总量说强调，能够外出的农村劳动力差不多都外出了。那么是不是说各地实际外出的劳动力和就地非农转移的劳动力占当地劳动力总量的比重应该相差不多？比如我们考虑到本地农业的用工，考虑到本地非农就业，再考虑已经外出的，就是把外出的加上非农的所占比重是不是应该在各地之间比较接近？比如说百分之四五十的人、或者百分之五六十的人都已经外出或在当地非农就业了，就没有多少人再能往外走了。

    按照这个说法我们设定了一个验证总量说的假设：各地外出劳动力的比重，加上就地非农转移的劳动力的比重，这两个数量的和在各地应该比较接近。但是经过简单分析发现，总量说的假设是不成立的。于是有人就质疑了，说这个分析暗含了三个预设假定：第一，假定了各地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基本相差不多的；第二，假定了各地农村的农业用工率相差不多；第三，各地劳动力被迫留在农村的一些因素也比较接近，比如说家里有需要照顾的人。

    于是进一步的模型把所有这些因素，如个人特点(年龄、性别、文化等)、家庭劳动力的特点、家庭经济的特点(家里有多少亩地等)都考虑进去，看什么人更倾向于外出，另外还包括这个地方的社区性因素(山区还是平原等)。这样，得出了每一个劳动力的外出可能概率。根据推算，确定一个阈值，外出可能概率在25%以上的这些人是有可能外出的。即使把人口、家庭、农业用工所有的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仍然没有改变一个现实：潜在可外出的劳动力，实际上在不同的地方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就是有的地方出去的多，有的地方出去的少，有的地方可能外出的劳动力还相当的多。

    社会网络破解流动障碍

    从进一步论证来看，既然外出比例相差这么大，原因是什么？

    首先，以往研究外出决策的模型中提到的影响外出的因素，比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以及家里的劳动力、本地的收入水平等，所有的这些因素在我们的模型中同样有影响。其次，以往的研究表明外出更多的是依赖于社会网络。后来的研究发现大量的外出虽然不是政府组织的，但并不是无序的。它是利用了各种社会网络、各种关系。他们提供了信息、提供了在外面的支持系统。可是近几年我们调查发现了一种现象，外出多的地方跟外出少的地方，他们流传着不同的传说。比如在外出多的地方，流传的都是创业的神话；而在那些外出特别少的地方，更多的流传是在外面失败的传说。

    关于这个社会网络，包括外出的信息获得和外出的社会支持系统，它们的培养需要有一定时间，它们的自发成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今天，一方面存在着“民工荒”，出现了用工紧缺的情况；另一方面，还存在着很多人有必要有可能外出可是并没有出去的现象。如果这两种现象同时都是真实的，那么原因是什么呢？一种解释就是：可能存在着一种流动的障碍。这个障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靠外出的各种社会网络来消解，但是等待这个社会网络的自发成长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

    可转移劳动力是动态持续的

    可转移劳动力数量不是静态的，实际上是动态的。无论是城市预期收入和农村收入的差距，城里的就业形势，还是农村劳动力的外出成本(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都在不断地变化。宏观经济形势，以及相关经济社会制度和政府政策的变化，都会带来上述因素的变化。而所有这些因素的变化，可能会使农业生产方式发生改变。一旦农业生产方式改变，能够释放出来的劳动力是非常多的。

    另外，近来工资的迅速上升，并不等于劳动力的供求发生了巨变。近几年主要输入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这个幅度，反映了劳动力供求均衡的长期变化，不是短期剧变。另外，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的迅速提高也可能包括了政府的其他目标，而不完全是劳动力供求平衡的反应。比如说政府的人文关怀，有些地方政府用这种手段推进当地的结构调整。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