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五项措施有哪些具体实施细则？如何确保效益不好的企业或是私营企业职工工资的增长？怎样才能使“要涨老板工资先涨员工工资”的做法合法化？带着一系列的问题，记者近日致电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就上述问题组织人员进行调研，不久后相关政策将会陆续出台。

　　政策力挺“上调工资”

　　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将采取的五项措施中最引人关注的一项措施是，我国将力争在未来五年内，使各类企业都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形成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也就是说，今后职工的工资决定办法要由职工代表和企业代表协商达成，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由用人单位单方面确定职工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

　　事实上，我国早在2000年就出台了《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目前签订工资集体协商合同并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有52万多份，涉及6000多万名职工，约占中国职工总数的一半。“但由于政府部门认识不够、企业积极性不高、相关制度建设滞后、人才缺乏等原因，企业尤其是非公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进度相对缓慢。”邱小平说。

　　邱小平透露说，为确保各类企业在未来5年内都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还要完善相关法律，将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作为一种强制性的要求。

　　“涨工资”剑指收入分配不公现象

　　实际上，社会上对上调企业职工工资的呼吁由来已久，在近年来的两会上，不断有代表、委员为此荐言献策。专家称，员工的工资收入问题事关我国收入分配秩序，如何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使收入分配秩序得到规范，不仅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环节。

　　从目前来看，我国收入分配秩序还存在着一系列的不和谐音。比如，国有企业分配秩序不规范，对企业工资总额、经营者收入水平和职务消费缺乏有效约束机制，工资外收入渠道多，有些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化公为私的现象仍然存在；垄断行业凭借行政垄断地位和准入管制，既享受国家政策扶持，又垄断市场，获取了高额垄断收益，并通过各种形式化为本行业的高工资和高福利；公务员工资制度外的各种津贴补助名目繁多，标准不规范；事业单位改革滞后，很多事业单位既享受行政机关的福利，又享受企业化管理的创收机制，收入分配随意性也比较大；一些企业不执行国家最低工资标准，随意压低、克扣、拖欠工人工资；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存在制度缺陷，一些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能按时扣缴，而一些不靠工薪的高收入者往往存在征管漏洞等。

　　专家分析，收入分配领域的这些不和谐音主要是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一些领域特别是垄断行业的改革滞后，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的约束机制没建起来，制度缺失导致收入分配的无序和监管不力；政府对企业收入分配缺乏有效的宏观指导和监督，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不完善；调节收入的税制不完善，面对社会上财产累积与占有上的日益扩大差距，财产税制建设滞后，调节无手段；调节收入分配的基础建设滞后，金融和财产实名制及其监测体系不健全，个人收入信息难以掌握，监管缺乏依据。

　　经济高速增长不能以劳动者过低收入为代价

　　有关数据显示，中国的GDP增速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速却远落后于这个幅度。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其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30年时间；而从1978年至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近30年，工资水平却只有美国的1/20、日本的1/2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上世纪90年代经济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

　　提供上述数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红领认为，中国劳动力的价格之所以长期低下，与国家采取的竞争策略是分不开的。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要获取竞争优势，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另一种则是以人为压低工资、放任环境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

　　“也许就法律、法规来看，中国政府的劳动政策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难以为劳动者提供有力的支持。”王红领表示，目前在劳动与资本的博弈中，劳动者所处的位势并不平等。劳动者自发式的抗争，在资本的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于是，这就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措施来改变这一现象。

　　而面对“工资未涨物价先增”的现象，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沈立人认为，提高城镇居民的工资收入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措施之一。他说，物价的上涨对有钱人来说影响不会很大，但是对低收入者的影响却很明显。“涨工资”的益处将直接或间接地拉动整个社会商品消费。

    “我们期待上调职工工资这一政策能够真正落实，从而使政府采用经济杠杆调节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促进富民增收，这也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和GDP的进一步提高。”沈立人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