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一】

　　官员财产何时被公开？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起草者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莫于川认为，条例的价值和意义不容质疑，但也不能“过高期望”，“一部条例不可能解决政府信息公开的所有问题。”

　　莫于川说，在起草条例的过程中，专家组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协调与政府权力部门的共识，而为了使条例顺利通过，“不少地方就折衷处理了。”

　　新浪网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77.5%的网民最希望看到的政府信息，便是“官员财产情况”。但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并无此项内容。

　　莫于川解释说，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草拟过程中，专家们也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但还是因为阻力过大，时机不成熟而放弃。

　　【难题二】

　　公开哪些，心中没数

　　除条例规定公开的信息外，地方政府领导人对行政事务的决策过程、对人事的安排等，也为广大民众所关心。但在很多时候，这些信息却并非产生于政府，而是来自党委和人大等部门。

　　法学界人士普遍认为，《保密法》、《档案法》都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上位法，在此两法没有调整修改的情况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展的空间被大大压缩。

　　于是出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的规定有过于笼统现象。

　　湖南省汝城县政府法制办主任邓先聪说，“现行条例太具指导性”，使基层政府机关在执行时“吃不透，拿不准”。该县5名退休工人申请政府公开一份国企改制的调查报告，县政府拒绝后被起诉，只好向上级部门求助，询问“按照条例，究竟是否该公布？”

　　参与起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专家透露，条例的一个作用，便是为数年内可能起草的《政府信息公开法》探路。条例在实施过程中的问题，都将被立法者作为研究依据。

　　湖南省官员透露，该省已经注意到条例实施过程中难以掌握的问题，准备在今年10月份出台实施细则。根据记者对河北、河南等地法制部门的采访，为条例制订事实细则，已迫在眉睫。

　　【难题三】

　　条例实施流于形式？

　　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前，莫于川曾对记者表示，很多地方对条例的准备工作严重滞后，存在形式主义，“让人忧虑”。条例实施后的一些事件，证实了他的判断。

　　5月5日下午3时，上海律师严义明来到河南省环保局递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严义明在办事大厅等了半个小时，对方才收下了他的申请书。在此期间，数名工作人员均表示“不知道归哪个部门管。”

　　而事实上，原国家环保局早在去年4月就公布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要求各地环保部门做好信息公布工作。在河南省环保局的遭遇，让严义明感到很意外，“最早着手准备的环保部门都这样，其他部门可想而知了。”

　　“地方官员对条例真正抵触的不多，但重视往往不够。”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莫于川赴各地，对数千名官员进行条例实施前的培训工作时，就已发现这个问题。

　　而且《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问责机制不明确，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王德禄对媒体表示，这样实施条例只能更多依赖于官员的行政良知。

　　【难题四】

　　中央垂直部门如何公开信息？

　　汝城县法制办连主任在内只有4人，县政务公开办公室主任肖旭说，根本无暇编制信息公开事项，而政务公开办公室则隶属于县政府办公室，与政务中心联署办公，“编制一直要不到，所以没有信息公开的专职人员。”

　　汝城县的情况并非个例。记者从河北、河南和湖南等省了解到，大量信息公开的专业工作因为政府缺乏人手，都由下属部门自行处置后再上报。

　　“这样官员会不自觉地维护自己部门利益。”律师严义明认为，信息公开需要更客观的平台和人员。

　　而且，有专家指出，国税、海关、金融等各中央垂直部门的各种信息，因行政体制的条块化，与地方政府的发布平台，形成不了有效的对接。对于这些部门的信息公开，该找哪个责任人，不仅公民不知道，即便连一些基层政府的官员也不清楚。

　　国务院法制办政府法制协调司一位官员说，一些垂直部门形成部门利益权力化，在以往推行依法行政的工作中就已碰到过困难。如今实施的信息公开在垂直部门中将又会是一个难点。

　　湖南汝城县官员肖旭说，湖南省已部署设立政府发言人等岗位，进行新闻发布与信息披露的双重工作，以弥补各部门对接不畅的问题。但前提是，垂直部门必须与地方政府达成公识，形成协调互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