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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转非”难跨城市之槛

新闻来源：新华网作者：代群发布时间： 2007年7月19日

　　在中国这个农业大国加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农转非”这个字眼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媒体和公众面前。它是农民因征地、投靠亲属等原因，由农业户口转入非农业（俗称城市户口）户口的简称。和中国的高速城市化一样，“农转非”的数量也是以几何数字在增加。在一些城市化步伐较快的大城市，他们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发展的关键在于减少农民。大量农民进入城市，转为城市人口，对于集中农村资源发展规模经济，开拓城市发展空间及尽快缩小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都有着历史性的重大意义。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农转非”在为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在默默承受着发展带来的阵痛。这些一辈子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把命根子交给城市后，城市还给他们的仅仅只有几千元或几万元的安置费。不少“农转非”人员在城市定居后长期失业，随着安置费逐步用完，他们开始大量涌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简称低保线）。

　　低保线折射出“农转非”人员的困境

　　重庆市低保线发出的信号，首先反映了“农转非”人员的生存现状。

　　重庆是我国最年轻的直辖市，也是我国农民最多的直辖市。在重庆的３０００万人口中，有２４００多万是农民。自成立直辖市以来，由于西部大开发和三峡移民搬迁，巨额资金源源注入重庆，使这里保持了两位数的经济发展速度。城市迅速向周边地区扩张，大量农民的土地被征用。走在重庆繁华的大街上，人们一方面可以充分地感觉到高楼大厦间透出的都市气息，另一方面则随处可见进入城市生活的农民。

　　有人说，重庆市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大部分地区是农村，大多数人口是农民，经济快速发展，迅疾的城市化正将大量农民变为“农转非”。

　　统计显示１９９９年以来，重庆市的低保对象骤增了四倍多。１９９９年全市的低保对象约为１４万人，２０００年增加到１８万人，２００１年为５２万人，２００２年６月的统计资料表明，全市享受低保的人员已达到６５万人，占全市非农业人口的９．８％。

　　细心的民政干部调查后发现，造成这种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量“农转非”人口涌入低保线。这是当前低保工作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在全国有一定的普遍性。

　　在重庆市的城郊结合部，这种趋势尤其明显。渝北区，全区低保对象中有７成多是“农转非”人口。九龙坡区，“农转非”人口有４成左右在吃低保。在大渡口区，１０个“农转非”有３个在吃低保。重庆民政部门估计，全市目前６５万低保对象中，有１０％左右是“农转非”人员。

　　低保线就像一张试纸，测出的是一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此众多的“农转非”人员进入低保，证明不少“农转非”人员由农民变为城市人之后，尚未跨进城市定居的经济门槛，在城市中处于相对贫困状态，正在成为城市中新的弱势群体。

　　目前，通过向“农转非”人员提供城镇居民最低生活标准，低保线使这一隐忧没有演变成现实的危机。但是，一些学者对此则忧心忡忡。他们认为，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征地“农转非”出现。随着城市就业压力加大，这些人进入城市后如何生存已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显然，仅仅依靠低保线为其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无异于饮鸩止渴。

　　城市能带给“农转非”人员什么

　　“我愿意给别人擦鞋、擦桌子，但别人不会要”，１９９２年征地“农转非”的邓旅华老人，道出了大多数“农转非”人员吃低保的原因。

　　在重庆的４０多万“农转非”中，大多数是征地“农转非”。这些曾是农民的人，为了国家重点工程建设或地区经济开发，丧失了赖以谋生的土地和环境。他们所得到的是一张城市户口和几千到几万元不等的一次性安置费。

　　“农转非”们离开土地成为城市人后，他们享受到了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但是他们同样要面对从未面对过的就业问题。在城市严峻而残酷的就业竞争前，“农转非”人员们有四个“劣势”：一是年龄偏大，大多在４０岁以上；二是文化程度低，基本是小学初中文化；三是长期靠种田为生，劳动技能单一；四是观念陈旧，难以接受城市文明。

　　邓旅华老人一家的境况很具代表性。１９９２年，邓旅华一家因开发征地“农转非”。目前他和两个儿子、妻子、以及９３岁的父亲住在一起。在“农转非”以前，邓旅华开餐馆养活一家人。“农转非”后，邓旅华在城市中一直找不到重开餐馆的合适地点；两个儿子由于小学文凭都没有，只好长期打零工；年迈的父亲又早已丧失劳动能力；年近６０的邓旅华夫妇找工作也处处碰壁，家境逐渐没落，最后开始吃低保。邓旅华说：“不是我们不想工作，而是确实找不到工作。为了挣钱，我愿意给别人擦鞋，擦桌子，但谁也不愿要一个５０多岁的老人来工作。有时，我只好出去拣垃圾，一个月能有２０多元钱。”

　　在渝北区龙脊街１２３号居住的６０户、１８８名“农转非”人员中，只有１６人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仅有１１人从事绿化、卖保险、拉板车等临时工作，其余人员均无相对稳定的职业，吃低保的为５０户、１４６人。

　　“农转非”人员似乎成了城市化中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一位基层干部这样评述。“农转非”人员在户籍上、生活标准上实现了和城市同步，但在生存技能上还远远没有城市化。他们生活在城市中，是城市居民，可他们只会用农民的方式谋生。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存在一种强制性。城市要发展，要征地，农民必须进入城市。但是，在他们毫无准备地进入城市前，应该有人有机构教会他们，该怎样在诱惑与竞争并存的城市中为生。遗憾的是，这恰恰是我国现行征地“农转非”安置政策中的一个空白。　　

　　关于“农转非”人口安置方式的思考

　　城市化进程势不可挡，“农转非”的生存困境也不可小视，一些基层干部建议适当调整“农转非”的安置方式，从源头摆脱这一两难困境。

　　我国的征地“农转非”大多采用一次性发放生活费的安置办法，作为对其失去耕地的补偿。目前，重庆市安置一名“农转非”的费用是２万多元。一位多次处理过“农转非”上访事件的干部说，绝大多数“农转非”是因为征地而产生的，各地大多是一次性发放生活费安置。失去土地的“农转非”成为城市居民后，谋生依赖于城市中的就业岗位。但由于自身素质差，加之城市中的就业竞争激烈，不少“农转非”在城市中长期找不到工作，最终进入低保线。这一情况表明，“农转非”们最需要的不是安置费的多少，而是在城市中谋生的手段。这有点类似国企下岗职工的安置情形，人们更看重的是再就业。

　　重庆市的民政干部建议，当前城市就业形势严峻，安置征地“农转非”应着重提供谋生手段：首先，土地的受益者有责任提供少量工作岗位给让出耕地的“农转非”人员，如清洁、保安等。其次，对年龄较大的“农转非”，其安置费应用于购买养老保险、大病医疗保险；对年龄较小的“农转非”，土地的受益者应提供就业培训机会。三是安置费不要一次性发放，应该按月分期发放。还有，“农转非”人员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长期分红。在重庆市民政局新近召开的座谈会上，大多数民政干部认为，为缓解社会矛盾，减轻城市低保的压力，从长远看，调整征地“农转非”的安置方式，是缓解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

　　此外，继续坚固低保线，也是缓解这一隐忧的有效方式。重庆市的民政干部说，城市扩张，农民大量进入城市是大趋势，也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重庆是新兴的直辖市，城市向周边农村扩张的速度会加快，由于就业形势严峻，“农转非”人员的就业率低，生活困难。近年来，重庆市大力推进“应保尽保”，使不少“农转非”家庭得到了及时的救助，无形中化解了这些人员的怨气，保证了社会的稳定。

　　重庆市渝北区民政局副局长王正槐、九龙坡区民政局副局长杨清等建议，完善低保制度，增加关于“农转非”人员进入低保的限制性条款。他们认为，虽然绝大多数“农转非”确实是因为生活困难，而进入低保。但也有极少数“农转非”人员钻政策空子，混吃低保。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凡是没有把耕地交还给村社的“农转非”，一律不准享受低保；在城镇中买了住房的“农转非”人员，应在一定年限之后才可申请享受低保；“农转非”人员的安置费用应该计算为收入，用完之后才可享受低保；投亲靠友的“农转非”，其收入应将其和亲友一起拉通计算，不能分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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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shixin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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