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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民工子女成边缘群体

新闻来源：人民网发布时间： 2007年9月20日

　“多余”的14个

　　距6月20日的小学毕业考还有两个月的时候，宁波市云龙镇的李媛媛含泪转到了离家更远的民办小学。她此前就读于一所公立小学———前徐小学。

　　她的转学，只是因为校长的一句话———“外地生成绩好的可以留下来，成绩差的一律回老家。”

　　她跟随父亲在云龙镇定居10年了，老家没人。为了升初中，她只好再交一次借读费转学。

　　“我们在前徐小学从幼儿园一直读到六年级，交了近5000块钱借读费，没想到最后被一脚踢了出来，没有毕业证，六年心血白费！”媛媛的爸爸跑到学校和校长大吵了一架。

　　五年级升六年级时，她的两个从四川来的同班同学刘静和王峰已遭遇类似情况回了老家。

　　“六年级刚开学我在外面流浪了十几天，因为没交代管费，学校就不让我读书。”孟立说。

　　孟立的语文基础很差，上课时只能翻字典先认字。

　　六年级开学以后，面对始终徘徊在70％左右的合格率，校长直接表明态度———“成绩经常考不及格的，即使留在这里也不能参加毕业考试！”

　　赵军、李喻相继被列入了清退名单。成绩差的外地生都在猜测下一个会是谁。紧张的气氛在班级里蔓延开来。

　　“我总觉得会轮到我。”4月份被最后一个列入清退名单的杨波说。得知消息后，她饿着肚子冥思苦想了一整天。五年级上学期她在四川巴中小学里成绩还不错，“下学期转到这里后，我听不懂有的老师突然冒出的宁波方言，学习成绩时好时坏。”

　　“很多成绩差的外地生都是四五年级才转过来的，以前从来没学过英语，数学的底子更差。他们实在跟不上我们的正常教学进度。”兼任数学老师的前徐小学吴校长说。

　　同情14个被清退学生的老师认为，外地生成绩大大落后于本地孩子有其客观原因，他们大多随父母辗转各地，普遍都有三四次转学经历，“各地的小学教材又不统一，四川有四川版，浙江有浙江版，频繁转学的孩子很难适应。尤其是数学，脱节一环就跟不上了。而且父母工作大多在十几个小时以上，没有时间参与和督促孩子的学习。”

　　另一个老师分析，更重要的是这些孩子一来就被当作“差生”对待，缺乏老师的鼓励，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合格率高压

　　被指责区别对待本地生、外地生时，吴校长感到很委屈。

　　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自己曾经主动收留过在外流浪的民工子女，也接收过被邻镇公立小学拒收的外来学生，“他们不收，还不是怕影响学校完成镇里下达的成绩合格率指标？”

　　吴校长兼任数学老师，他抽出几张五年级数学考卷，运算题几乎都是空白，本该在低年级就掌握的基础题旁也大都打着大大的红叉，“总是考十几分的‘次品’，每个班都有几个。”

　　据云龙镇教辅室杨主任介绍，如果一个公立学校外地生居多，那么规定的合格率会比中心小学的97％降低5个百分点。但是，要完成任务，前徐小学还是困难重重。

　　吴校长向记者出示了几份成绩单：一份四年级本学期期中考试成绩单上，数学的合格率是71.7％；五年级的数学合格率是80％；而在六年级毕业班的成绩单上，数学的合格率一跃为100％。

　　不过记者同时发现，100％的合格率下，被单列一旁的14个学生名字后面没有任何成绩。

　　快速“进步”的窍门很明显———14个民工子女的成绩并不计算在列。

　　吴校长对此解释说：“他们都是五年级转学来的外地生，现在又转回老家念书了。来的时候我就和他们父母有口头协议，一旦成绩不好就回老家读。”

　　但据本报记者了解，那14个学生大多还“赖”在学校不走，“父母都来这里打工了，老家没有念书的条件了”。

　　可是，老师们已经不再批改他们的试卷，多数男生开始心不在焉，而女生们却始终没有放弃努力。

　　“我走很远的夜路去问亲戚一道数学题，想把成绩快点提高一些。”杨波说。

　　“现在，会做的作业我还要做上几遍才放心。”张丽焦虑地说。

　　“如果我下次考得好，是不是还有机会参加考试？”孙英追着老师问。

　　姐姐孙英得知自己不能参加考试后回来说：“本地人考零分也能参加考试。这不公平！”对于姐姐的事，父母无可奈何，他们惟一可以做的，就是对四年级的弟弟孙强加强管教，“我们吓唬他不好好学，以后也像姐姐一样不能毕业。”

　　11岁的孙强却天真的说：“我相信自己一定能行。”

　　据记者了解，前徐小学的二、三年级学生确实被分为两个班，外地人一个班，本地人一个班。

　　吴校长对分班的解释是，目前正在二、三年级进行本地生、外地生的分班教学实验。

　　被公立学校拒绝的孩子们

　　在王家坳采石场“爆破区危险”的牌子旁，记者找到了孙英姐弟俩的家。

　　姐弟俩每日在漫天的尘土中骑车赶去上课，小心避让着一趟接一趟的巨型运石车。姐弟俩的父母每天12小时在采石场开车，都悬着心———“11岁的小孩本来不能骑车，我们没空接送，只好让他们互相监督保证安全。”

　　每天下午5时，姐弟俩就在剧烈的爆破声中开始做作业。

　　5月21日，记者又去找李媛媛现在所在的“云龙小学”，一路打听，没人能指出具体的位置，他们都把它误认为云龙镇的中心小学———王笙龄小学。王笙龄小学是镇上最好的小学，以本地生居多。

　　在离王笙龄小学不远的河岸边，几个小学生领记者找到了所谓的“云龙小学”———门口的木牌上标明的是“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和“云龙镇党校”。

　　这个学校只有五、六两个年级，共三个班，170人，都是从徐东埭小学———一所安徽人办的民工子女小学迁过来的。徐东埭民办小学本来只能容纳400个学生，而去年学校拥挤着500多名学生。镇政府对这所民办小学进行改造，分离出五、六年级另组学校，租用了成人学校的场地，采用的是校长公派、教师外聘、民办运作的机制，对孩子们按培养成本收费。

　　记者看到，学校的一块不大的空地就是孩子们的操场，只有一个乒乓球台。一下课，上百个孩子在空地上挤成一团。

　　孩子们大多来自四川、安徽、江西等省。杨玲玲是从公办学校——王笙龄小学转来的，她的手臂上有一个“忍”字，那是在王笙龄小学留下的印记。尽管她在那里成绩不错，但只待了半年多就离开了。她说，“那里可以宽带上网，但他们对外地生很看不惯”，而“这里的外地同学都很善良”。

　　一个叫王刚的男孩也说，他是从一所公立小学转过来的，转学是“因为偷了别人的西瓜，被开除了”。

　　有个孩子插嘴说：“本地的同学也偷了，但是没开除”，因为“开除他们，他们的家长肯定会投诉的”。

　　“我问过这里的校长，开除一个学生要报教育局批准的，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一个胖乎乎的男生说。

　　“我的两个六年级四川老乡逃了一下午课去游泳，就被学校开除了。”另一个男孩说。

　　本地财政要减负？

　　云龙镇地处宁波市城郊，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外来人员不断涌入。他们多数举家迁移，到目前为止，各工业园区一线岗位几乎均为外来人员。

　　在云龙镇，目前的本地人口两万，外来人员达到3万多，民工家长大多希望选择条件较好的公立小学入读，于是外来借读生的数量在镇上的公立小学迅速增长。

　　从今年9月开始，全镇义务教育阶段的外地和本地学生数量将基本相等，而前徐小学外来借读生的数量已经是本地生的3倍。公立学校大有被大量外地生占据的趋势。

　　当地教育部门随之流行一种说法：鄞州区几乎一半的公办教师都在为外来民工子弟服务，“这个趋势不改变，今后本地财政还将花大价钱培养民工子弟！”

　　而这种说辞的盛行，与一项政策的改变大有关系。

　　已经证实的消息是，从今年9月起，国家在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将实施“一费制”，即全面取消根深蒂固的针对外来生源的借读费，本地生、外地生一视同仁。

　　“不收借读费了，公立学校会不会不让我们孩子读书了？”一位民工子弟家长向记者表达了担忧，“在外打工的，谁想交借读费啊？但交了借读费，心里好像踏实很多。”

　　家长的担心不是无来由的。云龙镇正在酝酿一场新的教育结构调整。

　　云龙中学的杨校长同时兼任镇教辅室主任，他向记者介绍，下半年起，民办的民工子女小学将继续扩大规模，公立小学将不再招收外来民工子弟。

　　而公立的前徐小学，就在这个5月不露声色地收到了改制批文。改制意味着，它将成为和“云龙小学”类似的、专门招收外来子弟的民办学校。

　　改制后，所有老师的工资和学校的日常开支都将从学生的培养费中支出，同时，原先的公办老师也将逐步由兼职代课老师取代，公办老师的去向是其他公办小学——那里将是纯粹的本地生的乐园。

　　“但这里的教学设备，至少比私人开办的流动学校要好得多，20台电脑不会搬走，由我继续担任校长，也可以同样延续原来的教育方针。”吴校长的解释颇为无奈。

　　当地教育人士私下议论，每年镇政府给每个公办小学的投入至少在20万元以上，其中主要用于老师的工资，而民办学校的学费是按照当地物价局核准的每个学生的“培养成本”收取的，并不在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收费标准之内。所以，改制等于为区镇两级政府同时减轻了财政负担。

　　这意味着，今后入学的外地孩子们，仍要为上学付出高昂的代价。

　　去年9月，云龙镇中学特设的“民工子弟班”——初一8班开始招生。招生不看成绩，按自愿报名的先后录取。这种在公办的中心中学里专门为民工子弟设班的做法，在鄞州区尚属首次。一时间，这被评价为“民工子弟享受和本地学生同样的教学资源”。

　　但据杨校长确认，民工子弟班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成人技术学校举办的“云龙小学”初中部，按培养成本收费，属于民办性质，不参加公立学校的成绩考核。这也意味着，如果国家实行“义务教育一费制”，免除借读费的政策对就读民工子弟班的孩子也不适用。这就形成了实际上的“校中校”。

　　类似的学校相继变脸在宁波并不是新鲜事，甚至“只有七八个外地人的镇，也在酝酿‘变脸’”。(文中学生姓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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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shixin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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