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岁尾，用人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又成了热门话题，笔者心里五味杂陈。欠薪的问题不仅农民工心寒，各级政府与领导也感到头疼。各地出台了不少帮农民工讨薪的政策措施，在政府与社会为农民工积极讨薪，“欠薪单位人人喊打”的大背景下，为什么欠薪事件屡禁不止，跳楼秀，民工向省长、市长求助，民工向老板邮寄贺卡讨薪之类的新闻层出不穷呢？

    笔者认为，政府在处理欠薪、讨薪的问题上，执行力不够，还没有对欠薪单位形成强大的威慑力。导致工作效率不高，政策措施难以迅速有效执行，形成政府不断出台措施，欠薪、讨薪事件又不断发生的被动局面。为群众解决最现实、最直接、最关心的民生问题，这样既伤害了农民工的利益与感情，也损害了政府的诚信形象。这与创建和谐社会的宗旨，与百姓的民生需求相去甚远。

    现在，合肥市劳动部门在整治欠薪的问题上，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办法，为农民工维权。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以往劳动监察部门在处理欠薪纠纷时，由于劳资双方权利、地位不对称，农民工没有话语权。由于不少农民工根本没与用人单位签订规范的用工合同，基本上由用人单位自说自话。按照现行法律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农民工讨薪经常会遇到证据收集难，维权效率不高等问题。而实行“举证倒置”的办法，用人单位一旦欠薪，不仅不需要农民工艰难地收集老板欠薪证据，制造“讨薪秀”。相反，老板还需要提供自己不欠薪的证据，这无疑减轻了农民工的讨薪负担，降低了他们的讨薪成本，加大了欠薪者的违规风险与欠薪成本。有利于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规范劳动力市场有序运转。何况，提供不欠薪的证据，是用人单位应有的责任，也是他们自证清白的机会。

    更进一步说，欠薪问题的根源除了老板无良、无赖，劳资双方权利地位不对称以外，还在于社会信用机制缺失、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执法执行力不够、农民工维权渠道不畅通。因此，事先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拖欠工资预防机制与监督机制十分必要。比如，完善社会信用系统，给欠薪单位建立信用档案，把欠薪者列入“信用黑名单”，让欠薪者寸步难行；发挥企业工会的积极作用，由工会与用人单位签订集体劳动合同，与用人单位展开关于工作时间、工作待遇、工资结算方式、工作条件等方面问题的谈判，从源头上堵住欠薪漏洞。

    从长远来看，举证责任倒置，不能局限于给农民工讨薪，应该适用于一切欠薪单位与讨薪群体。而且从体现社会公平、维护员工权利的角度考虑，应该把欠薪举证倒置变成工作常态，最终用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为之提供法律制度支撑，不能满足于年终算总账，以致陷入应景式、运动式执法的讨薪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