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近日《南方周末》报道，江西省号召563万名外出打工者返乡平息劳工荒，原因是江西的劳动力人数远远不敷经济发展所需。因此，从省市县各级政府，在招商之后多了一重“招工”的任务。

江西此举并非个案，而是中国制造业从东部向中西部全面转移过程中出现的常见现象。前几天，深圳的企业外迁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这一产业大转移过程中，东部地区还保留了高中端的制造业，而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较为低端的制造业的同时，也必然要承接众多劳动力的同步转移。所以，与想办法招商引资一样，中西部地区也必然想办法招外来劳工或留住本地的劳工，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这一现象，首先预示了中国的城镇化速度还在加快，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已经事实上成为新一代的产业工人；其次，表明中国的产业转移过程中出现从东部到中西部的阶梯布局，东部正在经历从低端制造业向金融服务高科技装备等产业发展的“阵痛期”；最后，也表明中国制造成本整体提高，与劳动力成本提高同时出现的，是环境成本、生产资料成本等的同步上升。

或许，我国“人口红利”的结束期会提前到来。今年3月中国社科院发表劳动力报告，提出劳动力短缺时代将在2009年来临。中国社科院有专家表示，最先出现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民工短缺已扩张到内地，甚至在诸多不发达地区亦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中国2700多个村庄进行的调查发现，一半以上农村劳动力已转入非农产业和城镇，在所有农村劳动力当中，常年外出的劳动力比重已经接近四分之一。

劳动力拐点的出现，将带来什么呢？一方面，带来的主要变化是劳动力素质上升，政府与企业着力于提高单位劳动效率，以弥补人手不足留下的利润空洞。从江西来看，由于缺乏工业化所急需的熟练工人，政府的另一大任务是培训工人。江西省规定，在2008年，工业园区和企业必须与所有农村富余劳动力签订招聘合同，与培训机构签订培训合同，政府为劳工培训提供补贴。

劳动力紧张出现的另一个令人欣慰的变化，就是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在提高，这不单纯是政府规章压力下的产物，而主要是市场带来的转变。市场各方正在试探劳动力价格的下限，以便在此薪酬之上留住劳动力，否则劳动者会用脚说话。这是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所带来的好处。江西德安工业园区的工人不仅月薪在1500元左右，甚至还有夫妻房、低价幼儿园等福利。

不过，也应该看到，由于利润空间的局限，一些搬迁到中部的制造企业目的就是为了重演东部低价人口红利的一幕，如江西都昌县工业园，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不到1000元，与发达地区还有30%左右的距离，社保在不少企业也并不能到位。企业主给出的理由非常直接：“我到你们这里，就是为了赚你们低工资的钱。”

所以，可以预计的是，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将是曲折而渐进的，毕竟，对于劳动力成本的习惯性压制力量仍然存在，劳动者议价还未形成组织能力，因此是被动用脚投票式，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市场压力；并且，产业转移需要一个过程，中国制造在消费市场“多卖三五块”，才能给企业提升利润的空间，在此期间，企业主会尽量将劳动力成本压至低限，产业转移与劳动力转移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但毫无疑问，在此番制造业的全面转移过程中，对于相互竞争的地方政府而言，谁能提供更好的劳动环境，更好的保障劳工权益，谁将在激烈的竞争中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