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18位穷困潦倒的农民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在一份包产到户契约上按下了手印，一场生产关系的风暴从此席卷中国农村；20年前，吃饱喝足的中国农民不再“专心”土里刨食，开始“不务正业”，有限的农村土地也养活不了日益膨胀的农村人口，“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让中国农民第一次摆脱土地的束缚，吃上了“非农饭”。农民向城市“移民”的口子一开，就迅速形成洪流，浩浩荡荡涌入城市，在改变着中国城市面貌的同时，农村的面貌也日新月异。

　　时至今日，发端于农村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仍在继续。但依靠劳动力输出回流到农村的钞票和一座座仿照城里人的豪宅建起的小洋楼拔地而起却并没有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相反，差距还在拉大。亿万中国农民的安居富裕梦从来没有停息，但圆梦的路，我们仍在求索。

　　改革序章　小岗村打响农村改革第一枪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这是凤阳花鼓中的一段唱词。由于长期吃大锅饭，安徽凤阳小岗村当时最好的年景每人每天也只有9两粮食，收入0.11元；最差的时候每人每天不到3两粮食，收入0.04元。小岗村当时20户人家115人中，除了1户外，其他户每年都要外出讨饭。  

　　穷则思变。1978年夏，小岗生产队18位农民，由队长严俊昌和副队长严宏昌召集商讨解决吃饭问题。一致意见是：要想有饭吃，只有分开，一家一户地干。严宏昌记得，当时大家约定：“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许向任何外人讲；每逢午秋两季交粮油时，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的上交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没有不透风的墙。小岗生产队搞包产到户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公社。严宏昌少不了被一顿责骂：“你们也太大胆了，弄不好是要杀头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大包干后第一年，小岗生产队粮食产量相当于1966年至1970年5年的总和。前来参观的人蜂拥而至。

　　小岗生产队搞包产到户的消息像一个惊雷，安徽全省都被“震”到，“震”波随后又蔓延到全国各地。很多贫困地区的农民奔走相告：安徽有个小岗村已经分田单干了，粮食堆得小山似的。

　　中国的农村改革开始了！历史也将永远牢记这18位村民。

　　“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 广东“激进”前行

　　1979年，66岁的杜润生被委任为国家农委副主任。新官上任的杜润生信心满怀，他隐隐感觉到，一个施展手脚的机会来了。分田单干在当时仍被视为洪水猛兽，思想的迷雾仍未散尽。

　　是年3月，刚刚成立不久的国家农委召开由广东等省、县参加的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专题讨论责任制问题。会上的争论火药味十足。很多老同志声色俱厉地提出：阶级斗争还搞不搞？学大寨还搞不搞？地方大员们争论的仍是路线问题，小岗村再次被“千夫所指”。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却“大放厥词”：责任制不能搞一刀切，要由群众决定、选择。现在群众都说组不如户，我们包产到户已经占生产队总数的11％！

　　周的一番话让会场炸开了锅。激烈的争辩和妥协后，会议决定：包产到户的口子可以放得更大一点。4月，中央批转了这个会议的纪要，这是中央文件里第一次提出在一些特殊地区允许包产到户，并把它写入十一届三中全会，从而为今后农村政策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争论远没有结束。1980年9月，中央召开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再次讨论生产责任制问题。会上，非贫困地区能否也实施包产到户再次成为会议争论的焦点。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说，集体经济是阳光大道，不能退出。时任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插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在推广包产到户上，广东是非常“激进”的。在广东湛江、惠州等地包产到户很早就出现了。“在1980年中央75号文件出台以前，广东已有10％的地方实施了包产到户或分田单干，有些地方划分小队，分成父子队、兄弟队。后来上面派工作组纠正，可是越‘纠’越多，而且生产一季翻身，把吃饭问题也解决了。到了1981年初，广东水稻等大田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经达到40％，远远超出了红头文件规定的范围。广东人的胆子还是很大的。

　　潮起潮落   五年五个“一号文件” 奠定农村改革基调

　　已耄耋之年的杜润生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至今回忆起那段“燃情岁月”，杜老仍激情满怀。

　　1981年冬，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杜润生等人起草了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胡耀邦随后授意：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一号文件。此后5年，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

　　“一号文件”下发后立竿见影，包产到户一发不可收拾。到了1983年，家庭承包几乎普及到每个村庄。同时，农村商品生产活跃起来。

　　是年，年逾古稀的杜润生前往福建、广东等地调查后发现，过去农村20多年实行统购统派制度，农产品交易全部由公营商业实行高度垄断。广州、湛江等地农民蔬菜大丰收，但当地商业部门还没开始收购，农民们上好的蔬菜只好烂在地里，让人好生心疼。而商品生产发展要求贸易自由，要求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保持流动性，这就与当时的既定政策发生了矛盾。为此，1984年的“一号文件”要解决的就是发育市场机制的宏观问题。

　　“经过这三个‘一号文件’，中国农村经济的微观经营主体和宏观市场环境双双改善。1984的农村工作会议就把改革传统派购制度、调整产业结构作为1985年农村改革的中心课题，首次提出支持乡镇企业发展”，杜润生回忆道。“中国农村改革中的很多核心部分从上世纪80年代已经开启，从1982年到1986年，五年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奠定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基调”。

　　离土不离乡 乡镇企业催生农民流动大潮

　　1978年仲夏，天津西南部的一个盐碱地小村——大邱庄，村民们连夜聚集商讨如何解决吃饭问题。面对人均纯收入只有几十元的“熊样”，村支书禹作敏提出办一个轧钢厂。当年10月，大邱庄第一个工业企业——冷轧带钢厂正式投产。当年便收回投资，并实现30多万元盈利。轧钢厂为大邱庄赚得了第一桶金，也让大邱庄“工业兴村”的信心暴增。1987年，冷轧带钢厂、高频制管厂、印刷厂、电器厂4个总厂被改为四大公司；1992年，又改为四大集团公司。同年，投资10亿元建立“百亿元工业区”。大邱庄成为名噪一时的“天下第一庄”。

　　大邱庄也让很多贫困农村看到了曙光。大邱庄所代表的，其实是农村寻求与城市接轨的工业化变革之路。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成为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分子，其产值占中国工业产值的1/3。

　　乡镇企业的崛起不但大大提高了农民收入，而且对于从根本上打破农村社会的封闭性，向农村导入现代因素起了历史性作用。苏南地区率先创出的“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农村发展新路子逐渐在国内蔓延。谁也没想到，中国的第一批“万元户”竟然出现在农村。中国的农民第一次惊奇地发现，原来暴富并不是件难事，“离土不离乡”照样能发财。

　　对此，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评价说：“‘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成为释放农村劳动力的首选。中国农民也第一次从土地上开始流动，这是中国的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的起点。”

　　不过，此后的乡镇企业发展却江河日下。随着1995年我国正式确定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中国的市场流通体制全面放开，乡镇企业生产品技术含量低、质量较差、缺乏规模效应、竞争力差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截至2002年，中国的乡镇企业已由鼎盛时期的2000多万家锐减到不到100万家。

　　1993年，被视为中国乡镇企业标志性人物的禹作敏因多个罪项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这位在农村改革大潮中叱咤风云十多年的人物黯然收场，但农民向工业的流动、农村的城市化城镇化大潮已经波澜壮阔，不可阻挡。

　　进城！进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