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近公布了机构设置方案，其中专门针对农民工设立了“农民工工作司”。目前，该司承担的职能尚未公布。不过，2006年3月，30多家国务院机关曾组成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其办公室即设在社会保障部。该司职能当与该办公室有连续性，而该办公室的职能至少涉及农民工劳动就业、公共服务、权益保护、社会保障等四个领域。可以肯定，新设立的农民工工作司将是全国有关农民工之公共事务的综合性管理部门。从组建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到设立农民工工作司这一日常性机构，足可表明，政府已经将农民工管理工作常规化。

　　农民工的出现有20余年，农民工为中国之工业化、城市化做出了十分巨大的贡献。如果像经济学家所说，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主要因素，那农民工就是构成这因素的主要人群。然而，令人费解的是，20多年过去了，上亿进城务工人员仍然以“农民工”的身份暂居于城市。

　　可以说，放到晚近以来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上看，这似乎是一个相当反常的现象。现代化的一大特征是城市化，过去20多年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确实有大幅度提高，但长期工作于城市、有些甚至已经举家生活于城市的农民工，却被排除在正规的城市化过程之外，不能普遍享有城市的福利。相反，城市始终把他们当成“外来人口”，随便依据一个什么理由，就可以将他们驱逐出城。这可能是当下社会严重不公的诸多事项中的一项。

　　这样的制度安排已经导致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由于农民工在城市的政治、法律权利备受歧视，导致整个社会财富分配严重失衡，消费需求无法提振。这直接导致我国产能过度依赖外部市场、患上低工资依赖症的恶性循环。更不要说，大量家庭分居城乡造成家庭不稳定、城市治安混乱、人们心理焦虑、节假日交通负担沉重等诸多社会问题。同时，这样的制度安排，也使城乡分割的格局在经济实现了二十多年增长后，没有根本改观。

　　因此，农民工问题乃是中国实现良性发展的一大瓶颈。而众所周知，这一瓶颈正是由不合理的户籍制度造就的。农民工工作司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而设立，农民工管理常规化也许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常规化只应是短期的常规化。农民工工作司应当致力于推动取消户籍制度，建立农民入籍城市的顺畅通道，使得那些在城市长期工作、尤其是已经常住城市的农民，可以成为市民。如果农民工市民化迟迟不能实现，显然是公共政策的失败。因此，农民工工作司只应当是一个过渡性机构，它应当努力地使得整个制度环境发生变化，从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这也许是农民工工作司与其他政府机构的重大区别所在。

　　这些年来，不断有一些地方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比如，就在前不久，湖北省有关部门宣布，从7月12日起，凡在武汉连续务工满3年，且与用人单位签订了2年以上劳动合同、年收入超过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农民工，均可办理武汉城市户口，成为武汉的“新市民”。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发改委、省公安厅、省教育厅和省建设厅等五家单位决定，在全省实施“迎接新市民工程”，彻底解决农民工在城市入户及子女入学问题。

　　这样的尝试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如很多地方一样，甚至可能出现反复。而农民工工作司最重要的工作，恐怕就是研究此前各地此类尝试的成败得失，使有意进行这方面尝试的地方———当然，更重要的是使国家相关部门———在取消户籍限制、打通农民入籍城市之通道的时候，能够制定合理而又可行的实施方案。

　　当然，即便现在打开城市大门，城市吸纳农民工，也需要一个过程。在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仍然存在期间，他们的权益当然也需要更好地保护。针对农民工高度流动性的特征，似乎也有必要为其设计特殊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些也都是农民工工作司的分内之事。而在制定这些领域的法律、规章、政策的时候，农民工工作司似可考虑开放公众参与、尤其是农民工参与。而农民工参与的前提是其具有一定的组织性，这对于农民工维权也是十分重要的。因而，农民工工作司也应考虑，如何为农民工自治拓展出一定空间。